坐在八九十年代的一張紅破舊的桌子后面，簡易的木椅子上本該有的棱角被磨的“油光锃亮”，一身白大褂，一副聽診器，花白的頭發，身后的木架也是二十多年前的產物，架子上稀稀拉拉擺著些藥瓶，靠里墻則是暗紅色的中藥材柜。剩余的墻面上是一排排掛的整整齊齊的錦旗，把整個屋子映襯的有些昏暗，一進門全是藥味，這便是我第一次見到李老頭的場景了。
認識李老頭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，但聽說他的名字卻有好多年了。還在我上小學的時候，就經常周圍的大人們議論李老頭，說在隔壁鎮的一個小村子里，有如何厲害的一個赤腳醫生，十里八鄉的人們一般的頭疼腦熱都去他那里看。從未聽過有人叫他“李大夫”，據說是他不喜歡別人稱他為大夫，叫他“老李”或者“李老頭”就行。有些外鄉人也都慕名而來，尤其是在季節變換的時候，李老頭本就不大的院子門庭若市，有時公路兩旁都停滿了小汽車。見此情景，村民自發在李老頭的院子旁邊劃出一塊地修了停車場，專供來看病的人們停車使用。
母親胳膊上有紅點，每隔三五天就會奇癢難忍，從縣醫院到市醫院看了很多次，各種設備檢查，甚至化驗都沒有查出什么，只說是簡單的過敏。后來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找到了李老頭，李老頭看了看癥狀，把了把脈，說母親是“過敏性熊貓疹”。只見李老頭低頭微微思索一番，便給了母親兩個治療方案，建議母親最好兩個方案結合起來，我們都不懂藥理，自然聽了李老頭的建議。在李老頭的治療下，母親的胳膊再也沒有犯過病，從那以后，母親只要有個頭疼腦熱，都會找李老頭去看，用母親的話說“讓李老頭看病，放心”。
母親鄰居家的小孩兒有次發燒，到鎮上的醫院，吃藥、打針、掛吊針，折騰到凌晨三四點仍不見好轉，鎮醫院的醫生建議孩子去李老頭那里看看，或者轉到縣城的醫院。鎮子到縣城一百多里路，晚上幾乎沒有車，行走確實不便，急的孩子的母親團團轉。在求助父親后，我和父親駕駛者三輪車，將他們送到了李老頭那里。李老頭確實有“兩把刷子”，只見李老頭用一只干枯的手輕輕地摸了摸孩子的額頭，又小心翼翼地搬開孩子的嘴巴看了看舌頭，平靜地說到：“沒什么大事，吃點藥就好了”，說完轉身在木架上取下幾種藥，給孩子服下。也就大約半個小時，孩子看起來面色紅潤，呼吸也變得順暢了，李老頭又給孩子包了幾顆藥，最后算下來還不到五塊錢。“這還沒你來的時候開三輪車燒油費錢多呢，真是難得呀”我驚訝地對父親說。
我對李老頭看病如此便宜確實感到困惑，他有老伴兒有兒女，單單靠這微薄的收入如何養活這一大家子？后來我在和李老頭很熟的人那里得到了答案。李老頭從他的父親那里學的醫術，早年常在十里八鄉跑著給人看病，后來在自家的老屋開啟了診所，西藥基本上只收病人的成本價。李老頭主要收入靠的是自己在山上采的藥，不過價格很低，有人告訴我說李老頭認為自己采的藥沒有成本的，只不過費一些體力罷了。因為憑借醫術有些名氣，再加上藥也便宜，久而久之看病的人越來越多，不少外地的人也慕名而來。
榆林電視臺曾今采訪過李老頭，問他為什么在沒多少利益的情況下仍然能堅持那么久，李老頭告訴記者，在他二三十歲時給十里八鄉的人們治病時，看到那么多人一貧如洗，還有許多人小病不舍得看，大病看不起，許多人眼里多是絕望，最后釀成很多的悲劇。從那以后，他便潛心鉆研醫術，勵志要讓十里八鄉的人解除痛苦，而且要人人都能看得起病，就這樣幾十年如一日。雖說現在醫療水平不斷提高，可他還是一如既往地采藥、看病，他說:“‘醫者父母心’并不是一句空話，只有真正的把病人的病看好當做愿望，實實在在地把心與行動相結合，自己少一點誤診，病人少一點痛苦，鄉親們少花一點錢，這才是真正的父母心”。
市電視臺的采訪讓千萬人都了解了李老頭，有人曾提出要給他到市里開一個診所被他婉言拒絕了，他說很多人都知道他診所的位置，突然搬到其他地方，有很多人會找不到地方。許多人想不通李老頭為什么么會拒絕，可能是不想牽扯過多的利益，也可能是對自己幾十年的診所難以割舍，又或者是他心里想的只是簡單的治病救人，心始終停留在幾十年前穿梭在山峁間、木門里。有時候李老頭也自嘲說背著的草藥，自己像個走街串巷的“貨郎”，不過樂得自在。（煉鋼廠 馬明軍）
